政協委員謝衛的另一個身份是交銀施羅德基金公司的副總經理，這一身份使他成為兩會代表和委員中一位基金行業人士。但前兩年參加“兩會”時，他還沒有針對本行業建言。今年，他提交了自己三年來首份基金行業的提案——《關于探索基金公司股權激勵機制的提案》。
    在謝衛之前，尚未有基金行業的人士成為兩會代表或委員，這份提案是來自基金業人士的首份關于本行業的政協提案。
    在這份提案里，謝衛認為，經過十余年的發展，基金投資已成為較為大眾的理財方式之一。但與此同時，基金公司人才流失的問題日趨嚴重，高級管理人員、優秀投研人員和其他核心業務人員流動頻繁，特別是明星基金經理加速轉投私募基金更引起社會的關注。基金公司如何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服務于更廣大的投資者成為促進行業進一步發展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雖然發展中成就頗多，但在謝衛看來，基金業最關鍵的人才問題仍沒有有效解決。
    “作為知識和人才密集型行業，目前基金公司的股權結構并未體現人力資本的重要性。”謝衛認為，基金管理業是以專業知識和經驗提供服務的行業，基金公司本身的團隊專業程度是決定公司發展前景的關鍵因素。
    也正是這些人才的流失成為整個公募基金業都感到“頭疼”的事情。“不少人都覺得基金經理收入高，但高和低，應該怎么看？”謝衛提出，一方面，基金經理高分紅為人詬病，另一方面，大量人才流失。“是不是說明還有更高的？除了私募基金外，現在券商的集合理財收入也不差。”而當整個行業的薪金到了一定水平之后，一個基金公司想要挖人，只能開出更高的價碼。
    謝衛因此提出，對人才的重視也要反映到基金公司的股權結構和公司治理結構中來。他以海外大型基金公司富達（Fidelity）的股權結構和私募基金的情況來說明，目前公募基金的股權結構中，專業人士是“缺位”的。
    引入管理層和基金經理個人作為股東，會否產生風險呢？謝衛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介紹，從基金行業股權結構的發展情況來看，最早由證券公司和信托公司作為發起人成立了第一批基金公司。2002年，首家中外合資的基金公司在深圳設立，之后銀行系基金出現。“每次新的股東方介入的時候，都會引起行業的一定擔憂，但之后發現，對行業都是有一定好處的。”謝衛說。
    看起來，解決之道尚需時日。“現在還沒有到找方案的階段，目前最主要的是凝聚共識。”不過，謝衛也對該方案的實施提出了一定構想，包括推行時可以“新老”并重，由易到難，“可以在新公司，以及外資公司中率先嘗試” 。